传统儒家父职对权威性父权的强调和君权相结合，构成了“君父”和“家国一体”的道德规训结构，进而塑造了传统中国社会父职和家庭伦理的基本底色。与“生物父亲”不同，“社会父亲”作为一个建构性角色，其持久的角色诱惑性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儿子”不断地“成为父亲”。这种角色诱惑性来自家国同构、忠孝一体的道德权力关系，及其形塑下的个体自我规训技术。伴随着社会祛魅和伦理关系民主化，现代社会中父亲权威日渐式微，父子关系也趋向扁平化，面对传统父亲角色的责任期待，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拒绝按部就班地进入“父亲”角色，拒绝在社会期待的年纪里“成为父亲”。儒家父职的家国象征及其渐逝是现代父职意识转型的后果，这并非进入了一个糟糕的阶段，需要以积极的态度应对这种变化，理顺现代父子关系，构建祛魅化的新型父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