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史编纂中，如何处理“独见”与“共识”的关系，取决于编写者的身份意识，核心在于是以“专家”自居还是以“主编”自居。刘大杰的主编意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自序》中有极为明确的表达，并很好地落实在了操作层面。从全书来看，刘大杰致力于融汇和提炼五四以来新文化人的文学史观；其叙述内容的选择，不是简单挪用个别学者的具体论断，而是注重表达学界共识；及时反映新的学术进展，进一步完善了文学史的知识体系。《中国文学发展史》堪称五四新文化一脉文学史编纂的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