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碰撞是文明交往暴力形式迭代升级的表现，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文明秩序碰撞的典型。鸦片战争前，自陆上而来的俄国和自海上而来的英国是欧洲对华开展高层次官方交往的代表性大国。面对陌生迥异的欧洲外交观念和外交实践，康熙和乾隆两朝都尝试主动调整清朝外交模式以有效适应。如果说1689年对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的相关举措体现了康熙时期外交调适“无为促有为”的顺势特征，中俄通过“不打不相识”建立起一种东西方文明能彼此相容的联系纽带；那么1793年接待英使马戛尔尼访华的前后历程则反映了乾隆时期外交调适“无极化太极”的借力特征，中英之间的“针尖对麦芒”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东西方文明的全面对抗。康乾之间的外交调试有一脉相承的部分，即在面对未知而强大的对手时灵活运用“儒体道用”的思维以实现转圜，核心目标皆是使清朝在避免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继续维系“怀柔远人”的外交局面。两者的区别在于，尽管乾隆时期清朝的综合国力更强、外交手段更多，但挟工业革命之威的英国已将直接竞争的矛头对准中国，这背后是殖民主义推动的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碰撞的不可逆转。如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明多样化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应当通过充分的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对陈旧文明交往模式的超越。